EGFR突变的发现成为肺癌精准治疗的开篇，2002年，第一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EGFR，是一个跨细胞膜的蛋白，可以感知细胞外的信号并传递该信号到细胞内而调节细胞的增殖和凋亡等活动。一旦EGFR发生某些过度活化，比如在外显子18-21之间的突变，细胞的生长会失控从而形成肿瘤。EGFR突变的肺癌人群使用EGFR-TKI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而这一关键信息在第一代EGFR-TKI吉非替尼获批上市时还并不知晓。
2004年，在肺癌治疗史上具有“一石激起千层浪”效果的2篇文章同时发表于两大权威杂志《Science》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这两篇文章报道发现：EGFR酪氨酸激酶区基因突变与EGFR-TKI疗效相关，这也是说患者EGFR突变与否可以有效预测吉非替尼的疗效敏感性2004年，进口原研吉非替尼在我国获批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为我国肺癌靶向治疗带来了第一缕阳光，开启了我国晚期NSCLC靶向治疗时代。
2005年，吉非替尼在肺癌治疗历程中遭遇“滑铁卢”，ISEL研究发现吉非替尼并不能在非选择人群中明显改善复发的晚期肺腺癌患者临床疗效，但亚组分析结果示吉非替尼能显着改善亚裔既往接受过治疗的难治性晚期NSCLC的总生存期，并取得平均4个月的OS获益[3]。随后几年开展的研究均发现在未选择人群中吉非替尼并没有显着的疗效优势，而在亚裔、腺癌、不吸烟、女性患者中吉非替尼疗效明显优于常规化疗。
可惜的是，在这个阶段，肿瘤学界并没有意识到关键问题是患者的EGFR突变状态，并不是种族问题。
从ISEL到IPASS，续写重生的传奇，早期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展了多项吉非替尼治疗肺癌的临床研究，但可惜的是，在IPASS研究报道之前，对于吉非替尼的疗效评价并没有一个完美的预测指标，大家并不十分清楚哪些人群是吉非替尼的真正获益人群，以及在上述可能获益的人群中具体的生物学机制又是如何。
IPASS研究是一项随机、开放、平行、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由我国香港中文大学Tony Mok教授牵头开展，研究目的是比较晚期肺癌患者中吉非替尼与常规含铂双药化疗（当时晚期肺腺癌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的疗效。研究结果于2008年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公布，2009年正式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同时这也是中国肺癌学者首次荣登该世界权威医学期刊。结果显示，在总体人群中，进口原研吉非替尼组的12个月无进展生存（PFS）率为24.9％，而卡铂-紫杉醇组仅为6.7％，吉非替尼显着降低了26%疾病进展风险，而在未选择人群中吉非替尼PFS并没有显着优于化疗（5.7m vs 5.8m）。
在所有纳入研究的1217例患者中，437例患者通过基因检测方法评估EGFR突变情况，检测结果显示261例患者检测有EGFR基因突变。研究结果显示，与含铂双药化疗方案相比吉非替尼能够显着降低EGFR突变阳性患者52%疾病进展风险，同时显着延长PFS（9.5m vs 6.3m），而在EGFR突变阴性患者或者EGFR突变情况未知的患者，吉非替尼无法实现PFS的获益。
研究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的客观缓解率（ORR）也明显高于化疗组（71.2% vs 47.3%）。除了显着的有效性外，吉非替尼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显着低于常规化疗，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8.7% vs 61.0%，吉非替尼最常见药物不良反应为皮疹、腹泻和肝酶升高。
IPASS研究是第一个通过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奠定了吉非替尼在EGFR突变肺癌患者一线治疗中的地位，它开启了人类抗癌治疗的新篇章，也拉开了肿瘤精准靶向治疗尤其是肺癌靶向治疗的序幕。
2010年，基于IPASS研究结果，吉非替尼在我国获批用于EGFR突变阳性晚期NSCLC一线治疗。
吉非替尼被誉为“上帝赠予东方人的礼物”。EGFR突变率与人种、病理类型吸烟状态、性别有很大的关系。一项来自亚洲7个地区的（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前瞻性的关于EGFR在新诊断肺腺癌患者中突变的研究发现[5]，亚洲地区总人群中肺腺癌的EGFR突变率为51.4%，这远高于欧洲人群EGFR突变比例。我国肺癌患者中，有85%为NSCLC患者，而其中又有30%-40%的患者为EGFR突变阳性。因此，由于亚洲人群EGFR突变率较高，是靶向治疗的优势人群。这十几年来，第一代EGFR-TKI吉非替尼在临床积累了丰富的使用经验，兼顾疗效和安全性，确实能称得上“上帝赠予东方人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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