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许可是印度制药领域的一大特色。所谓“强制许可”，即印度政府可以在未经原研药厂商同意的情况下，授权国内制药企业仿制相同的药品，主要集中在抗癌药领域。印度仿制药最早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从那时起，打破欧美制药垄断，为穷人做“救命药”的理念就在印度扎根。为了让仿制药“名正言顺”，印度1970年出台的《专利法》规定“只保护制药工艺，不保护药品成分”，这等于为印度药厂对原研药稍加改动即上市开了绿灯。1995年印度加入WTO后修改了《专利法》，但也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或改造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与此同时，印度还推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此类强制许可原本在别国只应用于艾滋病及大规模传染病相关药物，但印度将其覆盖面放宽，例如德国拜耳公司的肝癌药物“多吉美”的印度仿制药，该药专利保护期至2021年，但印度制药公司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仿制销售。拜耳公司曾于2011年提起诉讼，但仍被印度“强制许可”。印度专利局的理由是“拜耳药物太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
印度仿制药生产一直存在一个悖论，生产此类药品能够救助穷人，但也会大大挫伤原研药厂商的研发热情，而新药研发受阻又会反过来令更多病患受苦。对此，世界各大制药厂一直与以印度代表的仿制药生产厂边斗边和，以期不背上置穷人于不顾的骂名，又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2000年初，欧美药企曾对南非各大制药厂发起诉讼，称其在未获授权的前提下大量生产抗艾滋病药物。这起诉讼在被南非法院驳回后，欧美药企的上诉请求招致国际舆论的谴责，被认为是见利忘义的代表。有了这次教训，欧美药企顾及道德压力不敢轻易对仿制药发起诉讼。
顶着“侵权”之名，印度药企边“仿制”边发展已近80年，成为全球最主要药物出口国之一。印度仿制药与原产药药效基本相同，但价钱却能便宜数倍甚至十倍以上，因此也受到了国内民众的欢迎。中国，尼泊尔、马来西来、南非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患者都有从印度购药的巨大渴求，甚至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患者每年也从印度购买大量抗癌药。毕竟印度正规渠道购买的仿制药不是假药，其疗效有相当保证，而且价格只有欧美原研药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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